中國智庫發(fā)展的幾點不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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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種種跡象表明，中國智庫正迎來有史以來最好的時代機遇，但也面臨著巨大挑戰(zhàn)，且存在著不少發(fā)展缺失與認識不足。  

　　從屬性定位上看，智庫對咨詢公司、學術機構與自身的概念差異仍然認識不清。咨詢公司受雇于委任方，絕對為后者效力，運作模式完全商業(yè)化，而智庫則應是社會公器，為決策者提供咨詢，但未必與決策者想要的結果一致；學術機構注重學理創(chuàng)新，偏于基礎研究，而智庫注重政策研判，長于應用研究。在中國，名稱帶“研究”字樣如“研究院”、“研究中心”等至少有20萬家以上，大多屬于由財政撥款、有人事編制、以學術特質運營的學術研究機構，但智庫本質上是“思想工廠”，需要有基于現實議題的思想生產、組裝、銷售與反饋的復合功能以及相關架構。在這個架構中，引入市場競爭機制、增加政策研究的活力，顯得非常重要。在思想生產機制相對發(fā)達的國家，“為了商業(yè)”、“為了學術”與“為了政策”是咨詢公司、學術機構、現代智庫相對清晰的三類功能，中國切不可混為一談。  

　　從價值立場上看，智庫對如何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(yè)的國家忠誠度仍然不夠。國內研究通常認為，智庫必須獨立。這有一定道理。但一些人將“獨立”引申為，智庫必須批判，甚至反對目前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與當下政府。那就理解錯了“智庫”本意。歐美智庫提倡的“獨立性”，指的是基本立場相對于民主黨或共和黨的“獨立”，學理邏輯與論證的客觀，以及他們在出臺政策報告過程中保持一定的獨到觀點。歐美智庫不會刻意與政府保持距離，反而時刻展示自己與政府具有如何緊密的關系，甚至“炫耀”其成員通過“旋轉門”進入或來自政府，有的資金大量來自政府，如知名美國智庫戰(zhàn)略與國際研究中心（CSIS） 2012年度預算中21%來自政府。實際上，美國智庫的研究產品最終指向是希望影響政府與改變政策?？梢?，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，既要防止“獨立性”的誤解而出現與政府“對立化”趨勢，也要避免僅為政策出臺做注腳的“迎合化”傾向。

　　從跨國互動上看，智庫國際化的進程還遠遠不夠，無法為中國參與更多的全球事務提供足夠的思想支撐。中國智庫尚未形成走出國門的全球組織力，對各國情況的了解相當有限，對一些中等強國的了解與跟蹤嚴重稀缺，如對烏克蘭、土耳其、尼日利亞、委內瑞拉等區(qū)域大國的把握相當不足，以致于中國對上述國家變局的把握與政策應對常常顯得捉襟見肘；中國智庫也還沒形成主導他國的國際感召力，缺乏構建全球對話領銜平臺的必要實力。當下全球最著名的論壇，如達沃斯論壇、香格里拉論壇、全球財富論壇等，背后都是美歐一流智庫和相關機構在主導；中國智庫尚未形成干預全球的話語塑造力，無法主動構建國際主流輿論與設置重大國際議程，還無法創(chuàng)造出令各國爭相討論的重大戰(zhàn)略名詞或學術理念。歐美一流智庫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拋出一些新詞匯或新議題，諸如歷史終結、金磚國家、利益攸關方、G2、巧實力、財政懸崖、笨豬五國、中國威脅論等，中國智庫往往只能跟隨討論，或被動反駁，窮于應付。  

　　從人員培養(yǎng)上看，中國智庫尚未形成完整的人才培養(yǎng)土壤，既未能為政府孕育足夠多的后備精英，也沒有形成對國際組織的人才輸送力。相比之下，歐美國家智庫的薦才聚賢即“旋轉門”機制已相當成熟，歐美國家多數資深智庫學者都有政府高官的經歷，深諳決策進程與政治規(guī)則，相比之下，中國智庫學者的履歷往往遜色很多。更重要的是，歐美國家還善于往重要國際組織輸送人才，歐美人目前仍然是主要國際組織領導人的絕對壟斷者，且那些歐美精英幾乎都有在一流智庫或相關機構工作學習過的經歷，出任要職后仍與曾工作的智庫之間形成良好互動，相互烘托。這些都是歐美國家依然主導國際體系運行的重要原因。